新论辑录

张梅：在新时期以后的小说中，以“城市”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小说开始多了起来。最初一个阶段的一些“城市小说”十分可笑和幼稚。小说通篇都是作者认为是代表了城市的符号，如经理、公关小姐、咖啡厅、霓虹灯等等。作家认为只要小说里出现了这些符号，就是城市小说了。没有人物，没有灵魂。到了后来，人物开始走了出来，以市民和小知识分子居多。但作家还是东张西望，定不下心来，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场景太热闹了，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一味紧跟城市的节奏，被城市的变化弄得团团转。在人物上，也只不过是脱了乡下的衣服换上了城市的衣服而已。而在近年的城市小说里，小说的主人公的精神状态非常相似，使我在看稿时经常会以为是同一个作家在写作。

———《张爱玲影响了我们什么》，《上海文学》第10期

李林荣：最近20年间（1979—1999）的散文批评是乐观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留守处。它千方百计地把这20年间的散文创作实践阐释成一个连续发生变革的递进过程，同时又不由分说地拒否着对它这样阐释可能构成威胁的各方面的真实消息。

近20年的散文批评正是从抑制论证能力和强化认同品格这两个侧面上日益清晰地刻划出了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不具有独立自足的属性，不能够派生或支撑别的形象，它带着鲜明的寄生特征，仿佛是以往20年间渐趋巍峨的新时代神话背后拖出来的一抹暗影。

———《散文批评与新时代神话》，《文艺争鸣》第4期

张清华：当代文学为什么难以出现经典？

首先一个原因即在于它的目标和性质。当代文学的目标和性质首先是寻求“变革”，也就是实现自身的改造，要使自己文学的各种要素现代化。

这是一个急遽变化的20年，文学历经了疾步迅跑，这种没有自己节奏的疾跑使得它有足够的时间沉淀、积蓄、深化和提升，它破坏了自己的生产速率与常规秩序，还必须以此为“进步”的代价。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代文学显然很难以产生经典为其目标。而且它还带来了难以预想和避免的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在其自身的艺术素质获得了提高的同时，也必然地出现了现在这样灾难性的滑变———即传统的艺术价值与一整套的审美观念都已经被亵渎和瓦解。